的人,知足,自己的,是在,能力
提問: 怎樣真正理解隨遇而安這四個字? 問題補充: 医师解答: “隨遇而安”亦作“隨寓而安”，平時，不少人愛用“隨遇而安”一詞來批評他人或自嘲，以致使其成了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同義詞。如今，細細品味這四個字，覺得不但含義頗深，而且包含著兩層意思。 “隨遇”者，順隨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為聽天由命，安于現狀；二可理解為心靈不為不如意之境遇所擾，無論于何種處境，均能保持一種平和安然的心態，并繼續堅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許可以稱之為“消極處世”，而后者之“安”，則需要一種良好的心理調節能力、甚至需要一種超脫、豁達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莊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莊子·大宗師》）。”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處境中都能做到睡覺時不做夢，醒來時無憂愁，飲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勻深沉，就要能夠隨遇而安。這種“安”，當然是心靈之安，而非安于現狀之安了。這種心靈之安，不僅可以使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而且可以使人樂觀處世，長葆青春。 蘇軾的友人王定國有一名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麗，善于應對，其家世代居住京師，后王定國遷官嶺南，柔奴隨之，多年后，復隨王定國還京。蘇軾拜訪王定國時見到柔奴，問她：“嶺南的風土應該不好吧？”不料柔奴卻答道：“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聞之，心有所感，遂填詞一首，這首詞的后半闕是：“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 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在蘇軾看來，偏遠荒涼的嶺南不是一個好地方，但柔奴卻能像生活在故鄉京城一樣處之安然。從嶺南歸來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輕，笑容仿佛帶著嶺南梅花的馨香，這便是隨遇而安，并且是心靈之安的結果了。 “此心安處是吾鄉”，直到今天，仍然被無數漂泊者當作自況、自慰之語。多少“身在異鄉為異客”的人，因能隨遇而安，故而不論在什么樣的環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無煩憂，一心做自己應做或愛做之事。 抗日戰爭期間，世居北平，生活優裕的梁實秋先生，為避兵燹，南遷重慶，在城郊租住陋室兩間，這兩間臨時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僅是“有窗而無玻璃，風來則洞若涼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獗，夏夜聚蚊成雷，但這并不妨礙梁公安然，怡然，潛心寫他的文章，并將自己在這陋室中創作的作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 我客居北京六年，七遷其家，雖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條件尚可的兩居室，前兩年半卻住過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農家院，且一度以鬼為鄰（門前屋后皆有墳墓，附近數十米便是墳場），但每次遷入“新居”，睡時難免有夢，醒來卻無憂煩，于張羅必備家用，整理生活雜物之后，便架起電腦，讀書寫作，或曰“開張營業”。而所寫文章，或劍拔弩張，嬉笑怒罵，或幽默閑適，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槍，亦有風花雪月，隨想隨寫，不拘一格。為什么呢？只因心境不為環境所擾也。“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梅桑榆（江蘇） “隨遇而安”與“知足常樂”邵道生 “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這是二個人們非常熟悉而且經常使用的概念。兩個概念的涵義相差無幾，它們告訴人們同一種處世哲學和生活態度，要求人們在任何的環境中都能樂天知命，安于現狀，與世無爭，悠然自得，沒有更高的要求，感到滿足。 因此，有一些長者經常以教訓的口吻指責一些對這也不滿、那也不滿的小輩說：“何必對自己過不去呢？何必經常自尋煩惱呢？看我，生活得多自在。知足者，常樂也。” 在現實生活中，也的確有不少人經常用“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作為自己與世無爭的座右銘，希望自己安安穩穩，希望他人不要前來打擾，平平寧寧地走完一生。問問他們為什么這樣，得到的回答是：“何必呢？不爭，也不錯，生活得蠻不錯。” 如果從心理學上來分析“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那么可以將其看作是人們適應社會的一種方式。社會適應有兩種方式：積極適應和消極適應。所謂積極的適應，指的是個體試圖通過積極的努力，增強自己行為的動機和態度，使自己對變化了的環境，獲得一種優勢的或支配性的地位。所謂消極適應，指的是對變化了的環境采取沒有摩擦的、簡單反應的方式，或是跟隨大流，或是心甘情愿地使自己處于服從他人的地位，這類人沒有過高的要求，有時對自己的合理的需要反而采取壓抑的方式去順應他人。那么，“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屬于哪一種社會適應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而我的觀點是：有積極的一面，但基本上屬負性的，因為它的基本特征是：“滿足現狀”和“以不變應萬變”。 “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積極作用”。 當看到自己的欲望難以達到時，人們可以用它來抑制不切實際的欲望，因而“只知耕耘，不問收獲”，這類人一般不會欲壑難填，不會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錯誤，心態很是平穩，日子過得倒是太平。 當人們缺乏適應、創新能力時，可以用它作為“阿Ｑ的自潮方式”來重新平衡自己的內心的矛盾，解除因欲望不滿帶來的痛苦，這類人不會自尋煩惱，更不會自我折磨； 在競爭非常劇烈的情況下，它還可以使一些人將它作為退出競爭的“理由”，減少人際之間的沖突，而他人因為看到這類人構不成對他利益發展中的威脅，也就不會找上門來挑釁、尋事生端； 也有不少人將它作為自己對他人“謙讓”的信條。 因此，不能將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認為是絕對的消極。但是，鑒于“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基本內涵，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常常發現以下這樣類型的人具有它的特征。 第一，胸無大志，無所要求的人：這類人滿足于現前的利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混庸庸，缺乏積極的進取精神，沒有更高的欲望和要求，只求平安，但求無過，安于現狀，沒有積極進取心； 第二，屢遭挫折，心理上受到嚴重創傷的人：這類人本來對生活充滿了希望，也有積極的上進、奮斗的精神，但是，面對他的卻是經常失敗，而且經常遭到意外打擊，又找不到原因，心理負擔很重，創傷也很深。結果呢？嚴重的挫折磨掉了他原有的銳氣，只得將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作為他適應社會的一種方法； 第三，生活環境優越，不想積極進取者：這類人從一出身起，世界就為他準備了一切：優越的經濟物質條件、不同尋常的社會地位等等。對于在甜水里泡大的他呢？一切的一切都坐享現成，滿足現狀，沒有更高的或更多的要求； 第四，缺乏競爭能力者：這類人能力低下，也沒有辦法與他人競爭，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只能采取這種安于現狀的做法； 第五，“看破”功名利碌或“看破紅塵”者：這種人類似于過去的“出家人”，對社會、對人生看得很“透”，自己也有一段“不尋常的生活經歷”，“悟”出了一條真締：“與世無爭”，最最典型的就是清朝的順治皇帝，好好的皇帝不當，卻削發為僧，歸依了佛祖。 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是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是大量地反映在上述人的身上，因此才充分顯示出它的負性意義和消極作用。 例如，對于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成員來說，如果其成員缺乏競爭心理，對生活、對社會沒有更高的要求，都滿足于現狀，都隨遇而安或知足常樂，一個社會怎能有生氣？一個社會怎能才發展？中國是一個文明大國，但發展何其慢也，為何？國民們太知足常樂了，在我們社會的成員中具有隨遇而安的人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而不思進取，沒有創造社會就不能進步、強大，因而落后，因而總要挨打。 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如果其成員都采取諸如隨遇而安的中庸之道，都采取“現在比過去好一點就知足常樂”，都采取安于現狀的夜郎自大、坐井觀天的病態性謙虛，那么，如何形成一個積極進取的民族文化心理環境？如何發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質？ 對于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說，如果他們的心態都是“小富而安”，沒有足夠的、持續的向上動力，沒有足夠的與他人競爭的勇氣，沒有積極的進取心，沒有大膽的首創精神，這個人的聰明才智怎能有所發展？將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作為自己生活的信條的人，實際上是在扼殺自己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可能性。而事實上，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條件下，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實際上是在“安貧”，是在盲目發展人們的依賴心理，于個人的發展是沒有益處的。 那么，既然 “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有這么多的危害，為什么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還有它的市場呢？還有那么多的人在信奉它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幾千年的小生產經濟方式所帶來的影響。這種生產方式容易產生“安貧”和滿足于現狀的中庸思想、平均主義。二是文化的影響。幾千年來的封建文化強調的就是“樂天知命，故不憂 ”（ 《周易·系辭》）、“知足不辱”（ 《老子》）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莊子》的思想，根深蒂固，難以改變。三是為宿命論思想的影響。人的命運都是天注定，富貴、貧窮、禍福、疾病、壽夭都是前世所作所為的報應，去爭、去拼一點用處都沒有，還不如認命，還不如樂天知命。 四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理論一直將競爭作為資本主義的專利，崇尚平均主義，否定競爭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此外，體制上的僵化，也束縛了競爭的發展。因此，人們缺乏競爭觀念和競爭的習慣，容易產生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思想。以上是它產生的社會原因。作為具體的個人來說，產生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原因是： 個體需求水平不高，無論是物質需求、精神需求、社會需求或自我實現需求，其內部欲望始終處于滿足狀態，因而個人無前進的動力；個體人格方面的原因：過度的對他人的依賴，被動性很強，怕冒險，怕與他人沖突，喜歡寧靜、平安過日子，總是想與周圍處于一種協調的關系；經驗的影響：始終處于壓抑的環境，有一日被蛇咬，百年怕草繩之感。 那么，作為個人來說如何正確對待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呢？也就是說如何改善人的適應能力呢？我想有以下一些具體方法？ 第一，加強使命感、責任感和抱負感，始終讓自己有一種居安思危的感覺。要時刻想到：我們的國家是不發達的國家，我們的社會還是初級社會主義階段的社會，我們沒有理由隨遇而安，更沒有理由知足常樂。而作為具體的個人，有很多方面還不是盡善盡美的，沒有理由滿足，沒有理由停滯不前。如果一個人經常想到社會責任和中國人的歷史使命，是無論如何“安”不起來，也不會盲目地“樂”。 第二，對自己提出切實可行的目標。在大目標確定以后，要將這一目標“分解”成一個個可以實現的“小目標”。只有“大目標”，沒有切實可行、切實可以達到的“小目標”，會產生好高騖遠，結果會難于達到目標而灰心喪氣。但是，如果自己能一步步實現“小目標”，就會經常“小樂”，實際上是在進行不斷的自我激勵。時間一長，自己的適應能力就會不斷提高。 第三，增強競爭觀念和競爭本領。競爭觀念是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對立面。要清楚地認識：社會主義仍然需要競爭，競爭規律在初級社會主義階段仍起很大的作用。因此，要千方百計地鍛煉自己的競爭本領，爭取在競爭做一個強者。一個人，只有在他的競爭的實踐中不斷地體驗到勝利者的成功，才會邁出更大的競爭步伐，作出更大的挑戰。 第四，一個人的適應能力是人的綜合能力的表現，因此要不斷提高自己社會化水平，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不斷改善自己人格中的不足部分。一個社會化水平高的人，他就有廣泛適應社會的能力；一個在思想品行、聰明才智、個性品質等各方面的素質都很高的人，他一定會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一個在人格上注意不斷自我完善的人，就會永遠有一股使不完的向前沖勁。這樣的人是決不會隨遇而安的，決不會知足常樂的。
提問: 怎樣真正理解隨遇而安這四個字? 問題補充: 医师解答: “隨遇而安”亦作“隨寓而安”，平時，不少人愛用“隨遇而安”一詞來批評他人或自嘲，以致使其成了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同義詞。如今，細細品味這四個字，覺得不但含義頗深，而且包含著兩層意思。 “隨遇”者，順隨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為聽天由命，安于現狀；二可理解為心靈不為不如意之境遇所擾，無論于何種處境，均能保持一種平和安然的心態，并繼續堅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許可以稱之為“消極處世”，而后者之“安”，則需要一種良好的心理調節能力、甚至需要一種超脫、豁達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莊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莊子·大宗師》）。”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處境中都能做到睡覺時不做夢，醒來時無憂愁，飲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勻深沉，就要能夠隨遇而安。這種“安”，當然是心靈之安，而非安于現狀之安了。這種心靈之安，不僅可以使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而且可以使人樂觀處世，長葆青春。 蘇軾的友人王定國有一名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麗，善于應對，其家世代居住京師，后王定國遷官嶺南，柔奴隨之，多年后，復隨王定國還京。蘇軾拜訪王定國時見到柔奴，問她：“嶺南的風土應該不好吧？”不料柔奴卻答道：“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聞之，心有所感，遂填詞一首，這首詞的后半闕是：“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 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在蘇軾看來，偏遠荒涼的嶺南不是一個好地方，但柔奴卻能像生活在故鄉京城一樣處之安然。從嶺南歸來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輕，笑容仿佛帶著嶺南梅花的馨香，這便是隨遇而安，并且是心靈之安的結果了。 “此心安處是吾鄉”，直到今天，仍然被無數漂泊者當作自況、自慰之語。多少“身在異鄉為異客”的人，因能隨遇而安，故而不論在什么樣的環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無煩憂，一心做自己應做或愛做之事。 抗日戰爭期間，世居北平，生活優裕的梁實秋先生，為避兵燹，南遷重慶，在城郊租住陋室兩間，這兩間臨時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僅是“有窗而無玻璃，風來則洞若涼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獗，夏夜聚蚊成雷，但這并不妨礙梁公安然，怡然，潛心寫他的文章，并將自己在這陋室中創作的作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 我客居北京六年，七遷其家，雖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條件尚可的兩居室，前兩年半卻住過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農家院，且一度以鬼為鄰（門前屋后皆有墳墓，附近數十米便是墳場），但每次遷入“新居”，睡時難免有夢，醒來卻無憂煩，于張羅必備家用，整理生活雜物之后，便架起電腦，讀書寫作，或曰“開張營業”。而所寫文章，或劍拔弩張，嬉笑怒罵，或幽默閑適，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槍，亦有風花雪月，隨想隨寫，不拘一格。為什么呢？只因心境不為環境所擾也。“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梅桑榆（江蘇） “隨遇而安”與“知足常樂”邵道生 “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這是二個人們非常熟悉而且經常使用的概念。兩個概念的涵義相差無幾，它們告訴人們同一種處世哲學和生活態度，要求人們在任何的環境中都能樂天知命，安于現狀，與世無爭，悠然自得，沒有更高的要求，感到滿足。 因此，有一些長者經常以教訓的口吻指責一些對這也不滿、那也不滿的小輩說：“何必對自己過不去呢？何必經常自尋煩惱呢？看我，生活得多自在。知足者，常樂也。” 在現實生活中，也的確有不少人經常用“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作為自己與世無爭的座右銘，希望自己安安穩穩，希望他人不要前來打擾，平平寧寧地走完一生。問問他們為什么這樣，得到的回答是：“何必呢？不爭，也不錯，生活得蠻不錯。” 如果從心理學上來分析“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那么可以將其看作是人們適應社會的一種方式。社會適應有兩種方式：積極適應和消極適應。所謂積極的適應，指的是個體試圖通過積極的努力，增強自己行為的動機和態度，使自己對變化了的環境，獲得一種優勢的或支配性的地位。所謂消極適應，指的是對變化了的環境采取沒有摩擦的、簡單反應的方式，或是跟隨大流，或是心甘情愿地使自己處于服從他人的地位，這類人沒有過高的要求，有時對自己的合理的需要反而采取壓抑的方式去順應他人。那么，“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屬于哪一種社會適應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而我的觀點是：有積極的一面，但基本上屬負性的，因為它的基本特征是：“滿足現狀”和“以不變應萬變”。 “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積極作用”。 當看到自己的欲望難以達到時，人們可以用它來抑制不切實際的欲望，因而“只知耕耘，不問收獲”，這類人一般不會欲壑難填，不會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錯誤，心態很是平穩，日子過得倒是太平。 當人們缺乏適應、創新能力時，可以用它作為“阿Ｑ的自潮方式”來重新平衡自己的內心的矛盾，解除因欲望不滿帶來的痛苦，這類人不會自尋煩惱，更不會自我折磨； 在競爭非常劇烈的情況下，它還可以使一些人將它作為退出競爭的“理由”，減少人際之間的沖突，而他人因為看到這類人構不成對他利益發展中的威脅，也就不會找上門來挑釁、尋事生端； 也有不少人將它作為自己對他人“謙讓”的信條。 因此，不能將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認為是絕對的消極。但是，鑒于“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基本內涵，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常常發現以下這樣類型的人具有它的特征。 第一，胸無大志，無所要求的人：這類人滿足于現前的利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混庸庸，缺乏積極的進取精神，沒有更高的欲望和要求，只求平安，但求無過，安于現狀，沒有積極進取心； 第二，屢遭挫折，心理上受到嚴重創傷的人：這類人本來對生活充滿了希望，也有積極的上進、奮斗的精神，但是，面對他的卻是經常失敗，而且經常遭到意外打擊，又找不到原因，心理負擔很重，創傷也很深。結果呢？嚴重的挫折磨掉了他原有的銳氣，只得將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作為他適應社會的一種方法； 第三，生活環境優越，不想積極進取者：這類人從一出身起，世界就為他準備了一切：優越的經濟物質條件、不同尋常的社會地位等等。對于在甜水里泡大的他呢？一切的一切都坐享現成，滿足現狀，沒有更高的或更多的要求； 第四，缺乏競爭能力者：這類人能力低下，也沒有辦法與他人競爭，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只能采取這種安于現狀的做法； 第五，“看破”功名利碌或“看破紅塵”者：這種人類似于過去的“出家人”，對社會、對人生看得很“透”，自己也有一段“不尋常的生活經歷”，“悟”出了一條真締：“與世無爭”，最最典型的就是清朝的順治皇帝，好好的皇帝不當，卻削發為僧，歸依了佛祖。 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是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是大量地反映在上述人的身上，因此才充分顯示出它的負性意義和消極作用。 例如，對于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成員來說，如果其成員缺乏競爭心理，對生活、對社會沒有更高的要求，都滿足于現狀，都隨遇而安或知足常樂，一個社會怎能有生氣？一個社會怎能才發展？中國是一個文明大國，但發展何其慢也，為何？國民們太知足常樂了，在我們社會的成員中具有隨遇而安的人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而不思進取，沒有創造社會就不能進步、強大，因而落后，因而總要挨打。 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如果其成員都采取諸如隨遇而安的中庸之道，都采取“現在比過去好一點就知足常樂”，都采取安于現狀的夜郎自大、坐井觀天的病態性謙虛，那么，如何形成一個積極進取的民族文化心理環境？如何發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質？ 對于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說，如果他們的心態都是“小富而安”，沒有足夠的、持續的向上動力，沒有足夠的與他人競爭的勇氣，沒有積極的進取心，沒有大膽的首創精神，這個人的聰明才智怎能有所發展？將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作為自己生活的信條的人，實際上是在扼殺自己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可能性。而事實上，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條件下，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實際上是在“安貧”，是在盲目發展人們的依賴心理，于個人的發展是沒有益處的。 那么，既然 “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有這么多的危害，為什么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還有它的市場呢？還有那么多的人在信奉它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幾千年的小生產經濟方式所帶來的影響。這種生產方式容易產生“安貧”和滿足于現狀的中庸思想、平均主義。二是文化的影響。幾千年來的封建文化強調的就是“樂天知命，故不憂 ”（ 《周易·系辭》）、“知足不辱”（ 《老子》）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莊子》的思想，根深蒂固，難以改變。三是為宿命論思想的影響。人的命運都是天注定，富貴、貧窮、禍福、疾病、壽夭都是前世所作所為的報應，去爭、去拼一點用處都沒有，還不如認命，還不如樂天知命。 四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理論一直將競爭作為資本主義的專利，崇尚平均主義，否定競爭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此外，體制上的僵化，也束縛了競爭的發展。因此，人們缺乏競爭觀念和競爭的習慣，容易產生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思想。以上是它產生的社會原因。作為具體的個人來說，產生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原因是： 個體需求水平不高，無論是物質需求、精神需求、社會需求或自我實現需求，其內部欲望始終處于滿足狀態，因而個人無前進的動力；個體人格方面的原因：過度的對他人的依賴，被動性很強，怕冒險，怕與他人沖突，喜歡寧靜、平安過日子，總是想與周圍處于一種協調的關系；經驗的影響：始終處于壓抑的環境，有一日被蛇咬，百年怕草繩之感。 那么，作為個人來說如何正確對待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呢？也就是說如何改善人的適應能力呢？我想有以下一些具體方法？ 第一，加強使命感、責任感和抱負感，始終讓自己有一種居安思危的感覺。要時刻想到：我們的國家是不發達的國家，我們的社會還是初級社會主義階段的社會，我們沒有理由隨遇而安，更沒有理由知足常樂。而作為具體的個人，有很多方面還不是盡善盡美的，沒有理由滿足，沒有理由停滯不前。如果一個人經常想到社會責任和中國人的歷史使命，是無論如何“安”不起來，也不會盲目地“樂”。 第二，對自己提出切實可行的目標。在大目標確定以后，要將這一目標“分解”成一個個可以實現的“小目標”。只有“大目標”，沒有切實可行、切實可以達到的“小目標”，會產生好高騖遠，結果會難于達到目標而灰心喪氣。但是，如果自己能一步步實現“小目標”，就會經常“小樂”，實際上是在進行不斷的自我激勵。時間一長，自己的適應能力就會不斷提高。 第三，增強競爭觀念和競爭本領。競爭觀念是隨遇而安和知足常樂的對立面。要清楚地認識：社會主義仍然需要競爭，競爭規律在初級社會主義階段仍起很大的作用。因此，要千方百計地鍛煉自己的競爭本領，爭取在競爭做一個強者。一個人，只有在他的競爭的實踐中不斷地體驗到勝利者的成功，才會邁出更大的競爭步伐，作出更大的挑戰。 第四，一個人的適應能力是人的綜合能力的表現，因此要不斷提高自己社會化水平，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不斷改善自己人格中的不足部分。一個社會化水平高的人，他就有廣泛適應社會的能力；一個在思想品行、聰明才智、個性品質等各方面的素質都很高的人，他一定會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一個在人格上注意不斷自我完善的人，就會永遠有一股使不完的向前沖勁。這樣的人是決不會隨遇而安的，決不會知足常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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